11月1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加强诚信建设治理恶意诉讼工作纪实》和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，向全社会传递出鲜明信号：司法既要为正当维权撑腰，更要对“诉讼式碰瓷”亮剑。

现实中，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“暗箭”时有显现。某公司在上市关键期，突然遭金某公司的专利诉讼，诉讼的爆发时间颇具“针对性”。法院查明，金某公司在起诉前，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价报告告知“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”。明知专利权利基础不稳定，金某公司却刻意隐匿该报告，最终被法院认定并非正当维权，而是意在拖延对方的上市进程，构成恶意诉讼。

在另一起专利侵权纠纷中，同样也是在对方公司上市的关键期提起的诉讼（之后撤诉），但法院认为，“不能简单以诉讼的不利结果推定起诉人具有恶意”，意在确立恶意诉讼认定的“审慎与谦抑”原则。

有的案件认定为恶意诉讼，有的案件又不予认定，看似矛盾的审理结果，其实指向一致，就是精准划定“诉讼式碰瓷”的治理边界：既要依法打击故意利用诉讼谋取不当利益者，也要保护公众正当合理的诉讼权利。

司法乃社会之公器。知识产权领域的恶意诉讼之所以成为公害，在于其以合法形式行非法目的，将诉讼异化为打击竞争对手的工具。这不仅扰乱市场秩序、挫伤创新动力，更消解司法权威。

在民事诉讼法中，明确对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，通过诉讼、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，“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，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、拘留”。有了法律条文仅是前提，更难的在于，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判定恶意诉讼。

这一次，最高法典型案例给出了治理恶意诉讼的破题思路。针对金某公司案，法院提炼出四大“恶意表征”：专利本身不具备授权条件、隐匿不利评价报告、索赔金额显著失衡、起诉时机精准狙击上市——这些多维度的“恶意拼图”，构成了认定恶意诉讼的关键坐标。司法机关进一步明确了核心认定要件：诉讼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依据、起诉人主观明知、造成实际损害、行为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。这种“动机+行为+结果”的复合判断标准，能更精准地锁定恶意滥诉者。

面对“诉讼式碰瓷”，法院既要以法律为准绳，坚守“审慎与谦抑”的裁判品格，避免“宁可错杀”的激进，也要通过细化标准，让恶意诉讼无处遁形。